张爱玲二三事的碎碎念

首先说，我知道上个月就算是以 COVID-19 为理由也有些太过分了。但是这个月也要灌水。

这个月回家过年，见了一些故友亲戚，实际上有一些见闻令我略有感慨，但是都是人家的私事，也不便多说。所以打算用听来的张爱玲的故事来感慨一番。

前日听许子东老师讲张爱玲的生平与文学，对张爱玲生命中的几件事印象深刻，在这里姑且记录一下。

一个是张爱玲小时候，有一次在饭桌上，他们的父亲打骂弟弟张子静，张爱玲饭吃不进去，泪流下来了。他们的继母就笑了，说又不是骂你，你哭什么？张爱玲更加愤怒，放下饭碗跑到洗手间，对着镜子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到这里简直是小说电影里的情节，但接下来却是比小说电影更不可思议的情节——正在张爱玲在洗手间流泪发誓的时候，旁边的窗户上却传来了皮球碰撞的声音，原来弟弟已经在庭院里玩耍了。

这是多么荒谬的一个情景。

另一个是张爱玲晚年书写她的“贵族”祖先（李鸿章、张佩纶等），感慨道：“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重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国共易代后，张爱玲很快就看出苗头不对了，但是能去哪呢？最终凭借美国政府的一个冷战色彩的文化政策去了美国。去了美国如何维持生计，尤其是后来还有病卧的年老丈夫。翻译、创作。张爱玲一心想翻译介绍《海上花列传》，也用英语改写自己以前的作品和创作新的作品，但大多被退稿。一方面是她有自己文学语言上的固执和坚持，读者市场接受不了；另一方面，在她给夏志清的信里她提到，有一封退稿信里竟然说她的作品里描写的“所有的人物都令人起反感。如果过去的中国是这样，岂不连共产党都成了救星？”

一个作家，一个人的自由表达是多么困难。

她晚年的时候，在夏志清的大力阐发之下，张爱玲其实在香港台湾已经声名鹊起，如果去做做演讲，出席一些活动，大概能过上还不错的生活。但她选择在洛杉矶与世隔绝。有台湾的记者费尽心机找到她家，塞一个小纸条表示想要采访一次，她连夜搬家。她死后好几天才被发现，家徒四壁，只有几个纸箱子，有几件古旧的好衣服。骨灰撒在大海。

“跟他们的关系，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重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