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精神胜利法

继续灌水。

关于尼采的“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或者准确一点说我其实是想讨论“善恶”“好坏”的问题——我是一定会说一说的,不过本月还是先说另一个话题吧。

许子东老师的两档音频节目,《重读鲁迅》《20世纪中国小说》,看题目就知道一定都提到了《阿Q正传》,说到《阿Q正传》自然就要提到阿Q精神和精神胜利法。按照许老师的说法,“精神胜利法的核心就是失败者、奴隶怎么处置自己的屈辱感”——这里的所谓“奴隶”当然是鲁迅语境中的“奴隶”,简单地说就是,体制性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蒋兆和:《与阿Q像》,1938年

许老师分析精神胜利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是换一个角度想问题,让自己高兴。最简单的例子,眼前有半杯水,你说“只有半杯水了”,或者说“还好有半杯水”,同一个事实,不同的角度,导致不同的心情。
第二个层次,就是阿Q起步的层次。那就是幻想、假设一个事实,再换不同的角度让自己高兴。
比方说半杯水,怎么会只有半杯水的呢?一,自己刚才喝了;二,自己不小心打翻了;三,在自己不愿意、不知道的情况下,被别人喝掉了,或者打翻了。
三种情况自己都不高兴,严重一点说,这就是失败跟耻辱。
如果把第三种情况,假设成前两种情况,就是说虽然是被人家弄翻的,可是“哎,就算我自己喝的”,“就算我自己不小心打翻了”,这样想了以后心情会不会好一点呢?
我自己常常就这样,我曾经钱包被人偷了,我就说“算了,就算是吃饭吃掉了”,跟人家吵架的话,就说“这个人脑子有问题”等等。
如果能这样想,我们也进入了精神胜利法的第二层次‘了。如果不行呢?幻想宽慰不了,心情还是郁闷呢?那就只好坚持直面惨淡的人生了。
难度比较大的是第三个境界,这是用自虐的方式,在失败当中取得胜利感。阿Q的经典做法,就是自己打自己耳光,手是自己的,脸是人家的,啪啪这么上去,“痛不痛?痛不痛?求饶吧”。
假如我们继继这个半杯水的例子,那就是说再倒一些很难喝的饮料进去,然后对自己说,“嗯,还有很多水,看这些人喝”。

按照这样追求宽泛化、普遍性的理解方式,他进一步说:

人,尤其是失败者,必须处理安顿自己的屈辱感,否则就活不下去。所以即便是成功者,比如皇上、高官、富商、军阀,你别看他今天成功,明天可能就失败,他对一些人和事上是强者,但是在另外一些人和事情上他可能就需要妥协。所以成功者也会失败,因此他也会有屈辱感,也需要各种处理安顿屈辱感的方法,否则的话他要自杀。所以避免自杀的方法就是要寻求安慰。

我们姑且不像许老师那样宽泛的理解精神胜利法,但说切实的被侮辱、受损害。

比如你正急着赶往地铁站,过马路的时候一辆闯红灯电动车从你面前飞驰而过把你的挎包撞掉了,背带都断了,你也吓了一大跳,好在没受伤,而那骑电动车的人只留下了一句“没长眼睛吗?!”,便扬长而去,留下你愣在那里,过了几秒钟才狼狈地去捡包。

怎么办?

似乎只好用一下精神胜利法。毕竟你还得赶快去地铁站。毕竟也追不上了。毕竟在这个国家维权成本如此高。毕竟也没受伤嘛!打开包看看,毕竟东西也没摔坏嘛!毕竟为了这么一件偶发事件,坏了后面和朋友游玩的兴致很不值嘛!不行,还是生气,妈的,儿子撞老子了!

上面说的这种简直如同存在主义所说的“荒谬”的“飞来横祸”事件(如果你觉得这不够“飞来横祸”,那是我例子举得不好),我们不太好用理性去分辨。但是在另一些并不那么“荒谬”的情景中,尤其是结合了更多的错综的社会矛盾之后,我们往往会归咎于一个罪魁祸首来:比如在工作中和庸碌的上级或蛮不讲理的客户的冲突、在网购或外卖平台上和胡搅蛮缠的卖家或买家的冲突等等。屈辱会变成仇恨,指向那个罪魁祸首。

而我们又生活在一个“后鲁迅”的话语环境中——假如没有鲁迅戳破精神胜利法本质上仍是一种屈辱,那么精神胜利法还有消解屈辱的作用,当我们、当一个人读过鲁迅之后,精神胜利法的效用便大大被削弱了。同时在互联网上,我们又可以找到大量类似相通的屈辱与仇恨,回声形成共振,消极的情绪便堆积起来了。

当然我们也永远可以选择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但那就不是这里要讨论的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灰尘的”世界中,一些激进的社会批判思想莫名地给人一种幻觉:似乎我们可以用革命永远地改变社会,可以毕其功于一役。但是“灰尘”在人类之前就存在,并与人类共存至今。

曾有不少人断言阿Q精神过时了,阿Q的时代已然死去了,不知那些人在后来的劫难中,在被迫害中是否曾重新思考阿Q和他的精神胜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