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新冷战”

三月的再不发出来，4月28日就要到了，所以用一个油腻但比较容易形成文章的话题来水。

首先说上个月我在讨论的过程中似乎逐渐模糊了“穿越”和“转生”两个概念，其实它们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如果以“转生”为设定的话，其实本身就预设了对角色生命历程的完整性的尊重，而“穿越”则是完全无视这一点的。从这里其实就已经决定后面的一些区别了。

前日，端传媒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中美国”的崩塌：新冷战是资本竞争的冲突，无关意识形态？》。大概是介绍一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学者孔诰烽在他在2022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帝国冲突：从“中美国”到“新冷战”》中的一些观点。主要是说九〇年代以来的美中关系，无论是好还是坏，其实都是由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状况和结构决定的，意识形态冲突从来都只是表象。（这里的“中美国”是个专有名词，是形容本世纪初期中美两国经济领域深度嵌套的状况。）

我对于这一观点基本上是同意的。我认为中美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习近平和特朗普当然“功不可没”，但如果说都是他们的“功劳”，未免太高看我们这个时代的政客的本事了，按马克思主义的说法，这叫“英雄史观”。

我们回忆两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世界领导权从英帝国到“美帝国”的过渡。最开始凡尔赛会议，威尔逊尝试以理想主义外交理念来领导世界，最终只得到了名义上的支持。后来华盛顿会议，美国真的拥有了话事权。然后是爵士时代，美国经济进一步腾飞。最后二战终于把英帝国和欧洲列强打垮了，美国成为了资本主义阵营的世界霸主。这一过程没有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其实有一些偶然因素。一个是英美、欧美文化同源、价值相近，比较容易谈得拢。再有一个是连续爆发的两次大战以及后来的冷战使得他们一直有外部的共同敌人，不得不保持内部团结。还有一个是大战给了英帝国衰落的“合理借口”，说起来是在正义的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了自己，这多好听，要是说是美国佬抢走了我们的荣耀，那就不能接受了吧。当然一些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的斡旋与掌控也是不能忽视的因素。

我认为中美关系走至今日有三个系统性的动力。

一是全球资本主义的结构。现在的状况是：中国是世界工厂，是全球的制造业中心；而美国是“世界银行”，全球的金融业中心。作为资本主义体制中的运行逻辑很不相同的两个部门，制造业和金融业也会发生冲突，如果全球资本主义的两个中心恰好落在同一个国家中，那这一冲突是内政问题，是议会中的争论。但如果两个中心分属两个不同的国家，那就会变成外交问题，会变成战争。这其实也是美国社会撕裂的原因之一，那些曾经在制造业中收益，而如今因制造业迁移而受损的人会觉得是华尔街的金融家们陷害了他们、背叛了他们。

二是中美两国其实某种程度上都不是典型的民族国家，他们其实更像传统的帝国。我认为民族国家某种程度上说，其实是封建小王国的延续。理想的民族国家应该是一群不多不少的人，在一片不大不小的土地上，形成一个一定规模的共同体，共同管理，共同发展。而中国、美国、俄罗斯，其实都是领土巨大、人口成分极度复杂的国家。运转这样的大国，和欧洲列强那样的小国其实也有着不同的逻辑。大国难免就会走向传统帝国的道路，美国如此，更遑论现代化程度更低的中国。帝国总是自然而然地有扩张与争霸的欲望，而那种基于协商的国际秩序，其实是属于欧洲列强那样的比较典型的民族国家们的。

三是意识形态的因素也不可小觑。我这里说的意识形态，其实不限于——甚至可能完全不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中国在近现代史上由于各种原因与欧洲中心的世界文化相当隔离，而如今随着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深入与地位提高。中国人自然且必须面对世界，而世界说着一套他们不熟悉的话语，他们也说着世界不熟悉的话语。就算双方都尽可能展现出善意，也难免有误解与摩擦，更何况怎么可能全是善意。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2008年前后看到了像是《中国可以说不》之类的书，看到了网络民族主义以及后来的离岸爱国主义。

如今也没有了曾经有过的有能力、有担当的政治家，就算有，在网络赋权的民粹主义盛行的今天，三皇五帝来了也得摇头。